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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乍原石鼓的前世今生

时间:2017-12-13来源:澎湃新闻作者:澎湃新闻阅读:

最近想必大家被中央三台的电视节目《国家宝藏》给圈粉了吧,很多网友都是知道这个节目真的是良心啊,非常的吸引人,不仅仅是节目出现的宝物吸引人更多的是他们背后的故事吸引人啊,在第一期里面有一件宝物叫“乍原石鼓”也叫“故宫石鼓”,那么很多网友要问了这个石鼓到底是什么宝物呢?为什么这么人都这么的惊叹它的存在呢?下面就跟随小编一起来揭秘揭秘这个石鼓的前世今生吧!

故宫乍原石鼓的前世今生

从陕西到北京

距今1300多年前的唐朝贞观年间(公元627-649年),我国文物史上出现了一件震惊朝野的大发现。在史称“陈仓北阪”的今天陕西宝鸡市渭滨区石鼓镇石嘴头村的石鼓山上,人们发现了沉寂一千多年的十面花岗岩巨石,其质地为关中一带山中所有的青石。一般高45-60厘米,直径约60厘米,每面不很规则,其形制大致相近。每块石头上都精心篆刻了一首四言诗。因为石形如鼓,故谓之“石鼓”,上面的文字则被称为“石鼓文”。

故宫乍原石鼓的前世今生

2017年9月19日,北京故宫博物院,被称之为石鼓的文物。 本文图均为 视觉中国 资料图

石鼓文的发现震惊了唐代朝野上下。唐初的书画家、诗人,如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等在看到石鼓文的 “打本(拓本)” 后,皆惊叹石鼓文篆刻的“古妙”。文人雅士听闻消息,也纷纷前去一睹为快,争相为其作诗写赋。诗人韦应物(737-792年)在《石鼓歌》中这样赞叹石鼓文的书法笔势:“惊潜动蛰走云云。喘逶迤,相纠错”。“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也作过一首《石鼓歌》,全文洋洋洒洒500言,其中写道:“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故人从军在右辅,为我度量掘臼科。濯冠沐浴告祭酒,如此至宝存岂多。毡包席裹可立致,十鼓只载数骆驼……牧童敲火牛砺角,谁复著手为摩挲。日销月铄就埋没,六年西顾空吟哦……呜呼吾意其蹉跎。”从中可以看出,韩愈希望能把石鼓用几匹骆驼驮回京城长安,以便保护珍贵文物,也利于研究,但他的建议没有被统治阶级采纳,石鼓在杂草丛中长满青苔,任凭“牧童敲火牛砺角”。好在石鼓终于找到了安身之处,被运到凤翔的夫子庙。五代战乱中,石鼓散失于民间。几经周折,司马池(司马光的父亲)把散失的石鼓找回并置于府学时,尚有一鼓没有找到。直到公元1052年,北宋凤翔知府向传师才在民间搜寻回失散已久的石鼓,这最后找到的一件上面竟被凿成米臼,让人啼笑皆非。宋人先将石鼓放置于凤翔府学,北宋徽宗素有金石之癖,于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将石鼓迁到了汴京(今开封)国学,后来搬到内府保和殿。靖康年间金人攻灭北宋时,又将其辇归今日之北京。

待到蒙古(元)兵南下,攻取金的中都(今北京)之后、将金代的枢密院改为宣圣庙,将石鼓列于庙中。忽必烈定都北京之后,有臣僚指出,京城为“首善之地”,“风化攸出”,不能没有孔庙国学。1269年蒙廷在大都建立国学,后来又建立国子监,原来的宣圣庙改为大都路国学。元武宗四年(1311年)再修国子监, 1312年3月9日将大都路国学的石鼓移放呈今天安定门内的国子监。石鼓安放在这里,历经元、明、清三代。朝廷还在四周修筑栏杆对石鼓采取了保护措施。乾隆皇帝为更好地保护原鼓,还曾令人仿刻了十鼓,放置于辟雍(大学)。

抗日战争时期,为防如此国宝被日寇掠走,由时任故宫博物院马衡院长建议将石鼓辗转千里,迁徙到四川峨眉山。解放后,才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铭刻馆正式安下了身。 石鼓命运多舛,它见证了中国历史的沧桑变迁,堪称千年中国历史的缩影。

谜之身世

石鼓上最令人感兴趣的自然是“石鼓文”了。每件石鼓上都以籀文刻四言诗一首(70字左右),共十首,名称取所刻诗篇的前两字,即《吾车》、《汧殹》、《田车》、《銮车》、《霝雨》、《作原》、《而师》、《马荐》、《吾水》、《吴人》。由于古代书法作品不具刻写年代和书者姓名,石鼓文诗句中既无相关帝王称号又无文武官员名氏,也无任何年号;又因为刻石历时久远,文字漫漶严重,所以石鼓文的刻制年代令后人费劲脑筋。“石鼓文”自重见天日之际,就有历朝政客、文字大家对其写作年代加以研究。其所凭借者,不外乎十篇诗歌内容,文字的字形和字体风格、大量史书文献,以及后世出土的金石器物。

起先,唐代的韦应物在《石鼓歌》里说:“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韩愈同样写道:“周纲陵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天戈……镌功勒成告万世,凿石作鼓隳嵯峨”。他们都把周宣王视为石鼓文的作者,所谓石鼓文“盖叙(周)宣王畋猎之所作”。唐代至北宋,皆认定“石鼓文”是西周宣王中兴时的作品。

直到南宋时期,通儒郑樵(1104-1162年)才否定了这种传统看法,他在《石鼓音序》中肯定地说“观此十篇,皆是秦篆”,“石鼓固秦文也”。前故宫博物院长马衡在《石鼓文秦刻石考》一文中,详细论证了石鼓文就是东周秦国的刻石,他对石鼓制作年代的定位,也得到学术界的一致首肯。虽然“石鼓乃秦物”如今已成不刊之论。但石鼓究竟归属秦国的具体哪一公或哪一王历代仍然争论不休,竟有襄公、文公、宣公、穆公、景公、献公、惠文王等不同的说法,前后跨度横亘几乎整个春秋战国时期。南宋学者郑樵认为石鼓为秦惠文王以后所作。后来近代的著名学者罗振玉认为是秦文公时物。1933 年,郭沫若发表了《石鼓文研究》一文提出了新的观点,认为石鼓系襄公在其即位后第八年周平王元年(公元前 770 年),送平王东迁凯旋而归作西畤时所作。当代学者裘锡圭则提出 “石鼓文的诗是秦襄公时所作,而刻石则是襄公后人所为”。争议至今,尚无定论。

不过,无论如何,“石鼓文”仍是最负盛名的中国古代石刻,堪称国宝。我国在石材上刻文字萌芽于商,由于当时镌刻工具的限制,未能得到较大发展。春秋战国随着古代冶金术的进步,铁器和碳钢相继出现。镌刻工具的强度与硬度均有很大提高,刻字较多的石刻才开始出现。除了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小臣系石簋》残耳上刻有铭文,存有两行十二个石刻文字及战国中山王陵《公乘得守丘刻石》,铭文分为两行竖立阴刻,共十九个字之外,“石鼓文”是中国现存最早、文字最多的石刻文字,因此曾被清代改良派领袖、近代著名书法家康有为誉为“中国第一古物”。

“小篆之祖”

除了悠久的历史之外,“石鼓文”文字本身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的古文字从殷商(甲骨文)到西周,已具非常成熟的文字体系,西周金文自成、康之后,达到了极高的审美水平。至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各诸侯国的地域不同,经济发展有别,因而文化上出现了各国的个性。表现在文字的结构上,产生了极大的分化。如吴越地区的“鸟篆”、晋系的“蟹爪体”、中山国的“长线变体篆”、楚国的“帛书体”等等。其中许多地域文字难识读、难书写,唯独“石鼓文”所代表的秦国文字被公认是忠实地继承了西周金文的演变与审美意识,属于金文大篆到秦始皇帝“书同文”秦小篆中的过渡。唐代书法理论大家张怀瓘就曾将“石鼓文”誉为“仓颉之嗣,小篆之祖”,列之为神品。

故而,唐宋以来,凡擅长篆书的书法家,无不崇尚“石鼓文”的书体。譬如明清之际的“八大山人”朱耷(1626-1705年),其所临之“石鼓文”,笔法上都用露锋起、收笔,中段以中锋运行,结构上左右上下伸展错落,虽不求厚重生辣,但别有灵动古雅之致,开后来对石鼓文书法“写意性”书写之先河。乾隆皇帝也十分推崇“石鼓文”,在他看来,石鼓文是三代遗物,篆书之祖,其诗篇与《诗经》同体同时,讲的是周代礼乐,(周)宣王中兴,理当视为文化传统与儒家道统的象征。

到了清代后期,随着先秦金石文字、秦汉碑版出土日多,带来了金石学的兴起,“碑学”因之兴盛,篆书逐渐成为清代书坛的发展主流。“石鼓文”“是先秦石刻中最为著名的篆书刻石,也是学习大篆和小篆的津梁”,其书法影响更为空前广泛,篆书大师们莫不对它顶礼膜拜。其中精研石鼓书法,以数十年精力尽萃于此而终至专精独擅的,莫过于晚清民国时期艺术大师吴昌硕(1844-1927年),他就以“石鼓文”享誉书坛。其一手绝活,不知迷倒后世多少崇拜者。他通过常年临习石鼓文,锤炼出晚年炉火纯青的线条,灵活地应用于其书法绘画和篆刻艺术,所谓“一鼓写破诸艺通”,筑起了艺术的高峰,终成一代大师。据说,吴昌硕在他八十四岁临去世那年,总结自己毕生致力石鼓书法的经验体会说,“猎碣文字,用笔宜恣肆而沉穆,宜圆劲而严峻。”

故宫乍原石鼓的前世今生

吴昌硕

总而言之,“石鼓文”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不仅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地位显赫(“集大篆之成,开小篆之先河”),被历代书家奉为圭臬,而且具有独一无二的文物价值,见证了中国历史的千年沧桑。其之入选中央电视台《国家宝藏》节目的原因,亦正在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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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中华第一古物——石鼓

故宫石鼓馆原位于皇极殿东庑房,2004年开放,展陈环境一般。后来经过多年的筹备,故宫博物院选择了展陈条件较好的宁寿宫(位于皇极殿后),作为新石鼓馆,目前已重新开放。

以此一类文物专门设立独立展馆进行展示,这在故宫博物院展览史上堪称独一无二,足见其价值的重要。石鼓展作为故宫博物院的常设展览,除十面石鼓外,还特选商代甲骨文、西周金文及具有代表性的秦文化铭刻资料,稀世遗文,按时代循序陈列,以期观众对石鼓文的递嬗之迹有概括性的认识。

那么,石鼓是什么?其价值到底几何?历经两千多年风吹雨打,它们又是如何奇迹般存留下来的?

国之重器——石鼓

石鼓,是一组十个馒头状的花岗岩刻石(以为是石制的鼓的请去面壁),每个直径约1米,重约1吨。十座石鼓外形相似,上狭下宽,形似鼓,因此得名“石鼓”。唐朝人根据它们的出土地点,将它们命名为“陈仓石碣”或“岐阳石鼓”。

在金石学中,石鼓是最重要的石刻遗物,它上面刻着的文字,人称当今汉字的“祖宗”,韩愈曾专门为其上书请求妥善保存,它还被康有为誉为“中华第一古物”。

后人又根据鼓身上的文字,将十面石鼓分别命名为:乍原、而师、马荐、吾水、吴人、吾车、汧沔、田车、銮车、霝雨。每个石鼓的表面,都刻有一首四言诗,是征旅渔猎的咏歌。有的在诉说修治道途之事;有的在称道汧源之美与游鱼之乐;有的在讲述原野上打猎活动开始、高潮及结束时满满的收获,甚至还有对狩猎归途中,遇雨、涉水、行舟的详细描写……因此石鼓文又称《猎碣文》。据金石学家唐兰先生考证,石鼓的刻凿时代为秦献公十一年(公元前374年),不过这些考证也有存疑,值得进一步解惑。

石鼓上刻的文字,后世称为石鼓文。石鼓文是我国最早的石刻文字,状若“仓颉之嗣,小篆之祖”。就书法层面来说,石鼓文属秦文大篆类,介于西周金文和秦小篆之间,又称“籀书”,是我国文字发展链条上的重要一环,所以有人说它是今天汉字的“祖宗”。

由上可见,无论是在历史学、考古学、文学史、文字发展史,还是在书法艺术史上,石鼓文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所以,自唐代被发现以后,当时的书法家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等均十分推崇石鼓文书法。如,唐代诗人杜甫、古文大家韩愈、宋代文学家苏轼等,还专门为它做过诗,所以,石鼓与文学家的关系亦极其密切。在金石学里面,从宋代欧阳修的《集古录》起,都把它作为刻石中最重要的遗物加以著录。

颠沛流离——石鼓的传奇流浪

唐初,十面石鼓在天兴三畴原(今陕西宝鸡)被一个放羊的老人发现,当时的石鼓就已历经千年风雨。日炙雨淋,加上野火焚烧,导致石鼓上的部分文字斑驳脱落,465字中有一半已经无法辨认。当时人们对上面的大量神秘文字十分不解,便认为石鼓是上天赐予的神物,甚至还焚香跪拜。

石鼓被发现后,一直曝露在野地里,当时的书法家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等闻讯,纷纷前去临摹作拓。“安史之乱”期间,在雍城躲避战祸的唐肃宗还曾责令官员将石鼓运到雍城城南,供驻扎的文武百官赏玩。后来,随着战乱逼近雍城,石鼓又被仓促移至荒野,掩埋起来。为了保守这个秘密,官员们对外宣称石鼓已经“毁失”。

到了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地方官吏终于查访到了石鼓的埋藏之处。当时还是国子学博士的韩愈闻讯上书,请求把石鼓搬到太学府,然而直到元和九年(公元814年),郑余庆任国子祭酒(主管国家学术教育、文化事业的官员)的时候,有关部门才采纳了韩愈的建议,石鼓被移到了凤翔文庙。

但是这时候,十面石鼓中的“乍原”石鼓已经失踪,只剩下九个石鼓了。

又过了几十年,由于五代十国的战乱,位于关中的凤翔沦为战场,石鼓再次下落不明。

直到宋朝建立,宋仁宗下旨寻找石鼓,时任凤翔知府的司马光之父司马池找到了九只,唯独唐朝遗失的“乍原”石鼓依旧没有消息。

司马池因为担心完不成任务被皇帝责骂,就私下派遣工匠,连夜采集相似的石材做伪,制出一面假的“乍原”石鼓。可惜宋仁宗和朝廷中的众多大臣都是文化人,一下子识破了司马池的伎俩。司马池先是因功被封赏,后又因欺君而获罪。

到了北宋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金石收藏家向传师重金求来一份太氏石鼓文拓片,在对照自己手中的其他石鼓文拓本时,他意外发现,这份新的拓本居然保留有“乍原石鼓”的文字。证明太氏曾收藏过乍原石鼓。

向传师急忙赶到关中太氏的老家,却发现太氏全家已于一年前死于瘟疫。为了避免瘟疫传播,人们还把太氏的房屋财产全部烧光。向传师不死心,在关中继续查访,居然在他居住的客栈后面的屠户家中发现了石鼓。

此时,乍原石鼓已经“遍体鳞伤”:它的上半部分被切去,中间被掏成凹状用来捣米,而上面断裂开的两道边被屠夫用来磨刀。鼓身也仅余下半部的四行文字。

大观年间,向传师将乍原运至汴梁,交给朝廷。此时全部石鼓上可以辨认的文字只剩下432个。宋徽宗集齐十面石鼓之后,欣喜异常,下令用黄金填注石鼓文,以减缓风化,并防止人任意作拓。

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占领汴京的金军在接受了宋的议和条件后撤退,将宋徽宗和宋钦宗一并带走。后妃、官员、内侍宫女、技艺工匠等3000多人被迫北迁,城中的礼器法物,天文仪器,古典图籍,珍贵文物等也被悉数掠走,当时金人并不知道石鼓的珍贵,但看到石鼓上涂满了黄金,心想一定是贵重的东西,所以也把石鼓一块带走了。

当时抗金的义军风起云涌,撤退的金人不敢走大道,金兵不知石鼓的价值,因其笨重,早就心存怨意,自然不知爱惜,石鼓上的一些字又这样被磕碰掉了。石鼓运到燕京后,因为上面涂有黄金而被人凿抠,弃之荒野,自然文字又有损失。

经过这些磨难,石鼓文到元代只有386个字了,而且还包括近一半的不可辨认的字。元大德四年(1300年),国子教授虞集在一片淤泥中发现石鼓,便组织将石鼓迁往文庙大成门内保存,平安经历了元明清三代。

清乾隆年间,石鼓还受到了乾隆的重视。乾隆命人仿制十面石鼓,安置在北京孔庙的大成门东西两侧,代替了秦石鼓,以利秦石鼓的保存。仿制的十面石鼓大小形状一样,俗称乾隆石鼓。

乾隆石鼓的形状不同于旧石鼓的馒头状,而是和现代鼓的形状一样。但鼓上的字迹,还是模仿旧石鼓的字体镌刻的。

1933年,石鼓随第四批故宫文物南迁至上海,安置在天主堂街仁济医院库房的底层。装箱包装前,为保护上面刻着字的石皮不脱落,工作人员将浸湿的高丽纸敷在石鼓面上。高丽纸纤维长,韧性好,湿的时候摁进字口,干后就固定在字口里。此外,石鼓装箱的时候,外面还包有两层棉被,四周用稻草塞紧。这都让石鼓在南迁中得到良好的保护。

三年后,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成立,石鼓迁往南京,安置在南京朝天宫的文物库房。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南京岌岌可危,为了安全起见,故宫文物又一次西迁。石鼓经徐州到达宝鸡,又向陕南汉中转移。

在翻越秦岭时,运输文物的队伍曾遭遇土匪抢劫,幸而有士兵持枪护卫,加上保密工作做得好,土匪以为只是普通货物,所以主动撤退了。

但是汉中也不安全。日军飞机曾两次空袭这里,谁知道石鼓运来后会不会碰上第三次空袭呢?因此,石鼓等文物又被迫向成都转移。没想到的是,石鼓刚刚离开汉中,原先存放它们的库房就被日机炸毁,石鼓再次逃过一劫,在四川峨眉县的临时文物库房中度过了抗日战争的岁月。

抗战胜利后,南迁文物迁回南京,途中曾发生两次车祸。在江津广兴乡时,司机不小心将车撞上了一棵树,所幸的是石鼓包装扎实,未被损坏。车离开黔江后,又为避让另一辆车而再次翻倒,车子摔到了山下,石鼓却奇迹般地保存完好。

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后,蒋介石见大势已去,仓皇筹备撤退,将国宝文物大量转运至台湾。已被送回北京故宫保管的石鼓,也运抵机场。但临近起飞时,飞行员却报告说,飞机已严重超载,无法保证飞行安全。一行人再三商讨,决定将这十面石鼓留在大陆。这才有了今日的故宫石鼓馆。

如那些已经无法辨识的文字一样,石鼓背负的那些残断的历史,和它颠沛流离的命运,与中华民族所经历的苦难一直紧密关联。十面历史悠久的石鼓,以及笼罩在它们身上的未解谜团,让它们在跌宕的历史潮汐中更显独特,更显珍贵。

如果大家好不清楚的再来看一则视频吧。

乍原石鼓国家宝藏石鼓国宝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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